“疯男爵”:罗曼·冯·恩琴在东西方之间的错位人生(上)

  他原本是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,在沙俄军队里服役,后来沙皇被推翻,他加入白军与苏俄政权开战,被打败之后,带着残兵败将入侵外蒙。当时的旧中国积贫积弱,北洋政府无力管控外蒙,留守军队被他打败了。

  冯恩琴勾结外蒙的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,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,得到了高官厚禄。但是,他的野心并不止于此,也志不在此。他试图重现成吉思汗的游牧帝国,并且反攻回苏联,复辟君主制……

  1911年,中国内地相继爆发保路运动、辛亥革命等起义,清朝的统治岌岌可危。一些外蒙古贵族希望借此机会谋取独立,7月,杭达多尔济、海山秘密出使沙俄,寻求外援。

  12月29日,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库伦即蒙古大汗位,称“博克多汗”,宣布建立大蒙古国。1912年1月,沙俄领事派出哥萨克骑兵,将清朝驻军司令强制驱逐出境。

  清朝于1912年灭亡之后,中国四分五裂,军阀混战,但中华民国一直拒绝承认外蒙古独立。博克多汗试图将内蒙也纳入囊中,于1913年出兵锡林郭勒盟,第二年又攻打呼和浩特。

  博克多汗一直试图谋求强大的沙俄的支持,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,沙俄无暇分兵,放弃支持外蒙古攻取内蒙古,博克多汗的计划落了空。

  1915年6月7日,中、俄、蒙三方在恰克图签订协约,外蒙古取消名义上的独立,但保持高度的自治权。

  1917年,俄罗斯爆发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,沙皇俄国灭亡,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苏俄红色政权。但是,不愿服从苏俄的军队,形成大大小小的武装团体,苏俄国内战争爆发了。

  大多数意识形态与红色对立的武装团体被为“白军”。白军的首领之一,格里戈里谢苗诺夫(Григорий Семёнов)带领外贝加尔哥萨克割据在西伯利亚,与外蒙相邻。

  1919年3月,谢苗诺夫在赤塔召开了大蒙古大会,宣称要建立一个统一外蒙古、内蒙古及呼伦贝尔等地的“大蒙古国”,尊博克多汗为国家元首。他还得到了日本的支持下,企图占领东北的中东铁路。但是他军纪败坏,在控制区内奸淫掳掠,广积民怨。

  冯恩琴是谢苗诺夫手下的得力干将,波罗的海德意志人贵族,出生在爱沙尼亚,在沙俄军队服役时就多次去蒙古考察,懂蒙古语。他还参加过日俄战争,到过中国东北,略懂中文。

  1919年2月至9月,在上司谢苗诺夫的指派下,他再次去了中国东北,结交各种复辟势力,还促成了谢苗诺夫与军阀张作霖的会面。1919年7月,他在哈尔滨以东正教婚礼的仪式娶了一位清朝格格,姓金,东正教名字是埃琳娜巴甫洛芙娜(Елена Павловна),她是中东铁路哈满护路司令、呼伦贝尔镇守使张奎武的亲属。这场政治婚姻仅仅是为了拉拢清朝复辟势力,冯恩琴结婚后就匆匆离开,一年后通过副官向她通知离婚。

  谢苗诺夫的部队以军纪败坏而著称,冯恩琴自然也不例外,他和他的部下大肆抢劫西伯利亚和蒙古之间往来旅行者,作为自己的主要资产金额来源。

  例如,北京和天津的报纸报道,1919年1月25日,六名从伊尔库茨克返回库伦的无辜中国商人被冯恩琴指控为“布尔什维克间谍”,并且被抢走了50~60万卢布,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。

  被掠夺的货物被送往哈尔滨,通过白俄流亡者代理商在那里出售,而它的利润则被冯恩琴用来购买军队补给品。此外,他利用这项资金来源在哈尔滨和海拉尔购置产业,两年之后还用它作为启动资金占领了库伦。

  1919年年底,谢苗诺夫与苏军激战,在第二年夏天被彻底击败,从西伯利亚败走到远东。部下罗曼冯恩琴与他分道扬镳,决定去外蒙冒险一试。在外蒙,冯恩琴的对手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军队。

  许多外蒙古世俗王公们对博克多汗的神权政治不满,在政治上倾向于中国。眼看着外蒙古即将卷入苏俄内战,他们更是忧心忡忡。1919年8月,蒙古外务衙门向北洋政府请求派遣部队,协助防御库伦。11月7日,中华民国派徐树铮出兵外蒙古,软禁博克多汗,取消外蒙古自治地位。

  1920年8月,冯恩琴带兵来到蒙古边境,通过秘密信使与软禁中的博克多汗取得联系。博克多汗为维护自己的地位,请求他尽快赶来将北洋军队赶走。

  1920年10月1日,冯恩琴带领着一支大约800人的军队,号称“亚洲骑兵师”,取道乌斯季-布库昆(Усть-Букукун)村入侵蒙古,向西南方向进发。

  10月26日晚上,他带领大约3000人向库伦以西的买卖城发动进攻。但是,他自诩为“蒙古通”,却弄错了买卖城的位置,带着部队迷了路。他们跌跌撞撞地走了一夜,唯一的交战是与中国部队的小规模战斗。

  11月2日至 4 日,他再次发起进攻,但还是被中国军队击败。他带着部下退到库伦以东一百六十英里处的扎姆库伦(Zam Kuren)扎营。

  这时,中国军队没有乘胜追击,及时消灭他,因为内地已经在7月爆发了直皖战争,徐树铮所在的派别失势。徐因此被罢免职务,返回北京。留在蒙古的驻军,被拖欠军饷几个月,士气十分低落。

  冯恩琴充分的利用了当时的混乱局面,宣称他要来解救活佛博克多汗,拯救蒙古,救民于水火之中,还拉拢了蒙古王公卢夫桑特塞文(Гомбожавын Лувсанцэвээн),成功地吸引了不少蒙古人入伙。他还劫掠那些为中国驻军提供补给的商队,补充自己的物资。此外,他的“亚洲师”不断得到白军部队的补充,后者是从外贝加尔地区溃逃而来的。最后,他拼凑了大约1460人,再次向库伦发起进攻。

  中国军队虽然有大约7000人,还有火力和防御优势,但是长期欠饷,纪律松弛,也缺乏训练。另一方面,冯恩琴带领的部队虽然人数少,却是一群亡命之徒。

  那年冬天,蒙古的气温低至零下20度,他们冻饿交加,如果占领库伦,就得到食物和住房,只能孤注一掷地战斗。中国军队试图尽最大努力封锁城镇,但冯恩琴仍与博克多汗以及城里的奸细保持联系。

  1921 年1月18日,他的军队在铁勒河畔发动佯攻,让中国人相信主要攻击将来自这个方向。事实上,主力将会从南部和东部发动进攻。

  1921年2月1日夜,白军真正的行动开始了。冯恩琴派出两支部队,一支用机枪封锁商队道路,阻止中国人获得增援,另一支则准备第二天早上从东部偷袭中国人。他还没忘记派人营救自己的同伙博克多汗。

  两百名和蒙古人翻过库伦西南的山坡,将软禁中的博克多汗解救出来,带到博格达乌拉山上的文殊菩萨寺。他的主力部队,总共五百人左右,悄无声息地逼近中国军队的前沿阵地,并在第二天打败了后者。

  冯恩琴的人在库伦周围的山上四处放火,给中国军队制造恐慌,以为冯恩琴已经包围了这座城市。白军以这些篝火引路,准备进行决定性的进攻。

  2月4日,冯恩琴亲自带领人马,从东面发起决定性进攻,首先攻占了中国军营和买卖城,然后是外蒙首府库伦。

  冯恩琴在他的士兵中间,带领他们猛攻库伦的城门,表现出疯狂的勇敢。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来攻破城门:用栅栏、炸药、攻城槌。城门被攻破后,中国军队继续与白军激战,虽然双方都使用,但也使用各种各样的刀、剑,甚至砍肉刀。

  在城里的三处有战壕和铁丝网的防御建筑里,中国军队进行了最后的抵抗。白榴弹炸破了窗户和门,中国军队继续反击,弹药耗尽时就放箭,向袭击者投掷石块。双方都杀红了眼,没有给对方留下俘虏。

  2月5日,中国军队的士气彻底崩溃了,超过两千名人逃离了这座城市。库伦和买卖城陷入了混乱和恐怖之中,白军和蒙古追随者们肆意掠夺,杀戮居民,破坏城镇。买卖城在战火中被付之一炬。直到三天后,冯恩琴才下令停止抢劫活动。

  原本封锁商队道路的白军,在路两旁和树丛里架设机枪,无情地杀戮逃亡者。他的亲信鲍里斯列祖辛(Борис Резухин)带着哥萨克骑兵和来自西藏的仆从军,对幸存者穷追不舍。

  中国军队为了躲避追击的骑兵,绝望地丢弃一切辎重,而这是在蒙古冬季生存所必需的。结果“路上散落着大衣、衬衫、靴子、帽子和水壶”。

  在铁勒河沿岸数英里内,随处能见到成片成片死去的中国人、马匹和骆驼。幸存者加入了另一支中国军队,后者大约有四到六千人。他们来自中俄边境,原本是恰克图附近的另一个“买卖城”的驻军,南下的最初目的是解救库伦,但是来得太迟了。

  这支合军疲惫不堪,士气低落,组织混乱,在库伦以北二十英里处遭到列祖辛带领的部队的伏击,很快就被击溃。在接下来的几周里,中国军队被白军及其追随者包围,被杀死或被驱散。

  两年后,一位丹麦探险家亨宁哈斯伦德(Henning Haslund)描述道:在前方的大草原上,我们正真看到许多中国人的制服,毡靴和羊皮散落在各处……许多红色的斗篷里都有漂白的骷髅碎片。徐将军的一万士兵的最后残余,在逃离蒙古人的过程中留在了那里,这一切沉默和死亡是中国士兵在‘草原之乡’的最后成就。”

  冯恩琴手下的白军实力并不强,他本人也不熟悉蒙古的情况,去库伦还走错了路,前两次进攻都失败了。但是,北洋军队被拖欠军饷,临阵换帅,士气低落,才没有及时消灭他,反而被他打败。从整体而言,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,北洋政府的各派军阀忙于混战,才让白军的残兵败将有了可乘之机。

  1921年2月22日,是农历新年,也是蒙古分裂势力复辟的“黄道吉日”。博克多汗举行典礼,大封伪官伪将,把大功臣冯恩琴封为“和硕亲王”,赏赐明黄顶戴,插三根孔雀花翎,其他白军首领也得到了封赏。但是,这对“君臣”并没有表面上那么融洽。

  博克多汗在两面下注。他是一个精明狡猾的政治家,刚被救出几天,就写信给莫斯科的苏俄政府及北京的民国政府,重申与两个政权合作的意愿,并向苏俄声称自己是被冯恩琴的手下“用武力绑架的”。

  日后,当他努力讨好苏俄时,还说,他在执政期间被冯恩琴劫持了,一直在做傀儡。冯恩琴也许会反驳说,所有政治权力集中在博克多汗手中,而他仅仅是蒙古的军队首领。事实上,他们俩各怀鬼胎,都在试图最大化自己的个人利益。

  冯恩琴的野心不止是蒙古,更不止眼下的高官厚禄。他有一个疯狂的梦想,那就是成为20世纪的成吉思汗,以蒙古为基地四处扩张,建立一个游牧帝国。

  最重要的是,他要反攻回苏俄,在俄罗斯恢复君主制。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918年被处决,他寄希望于沙皇的弟弟米哈伊尔大公,却不知道米哈伊尔也已经被处决。

  他认为,没有君王就如同“大地没有天空”一样,君主是对抗革命和混乱的最终堡垒,只有他们才能保持“真理、善良、荣誉和传统不被不虔诚的人践踏”。

  1890年代,随着西方殖民者与亚洲国家的冲突增多,亚洲人口的增长,西方舆论界出现了“黄祸论”。

  这种恐惧里,还伴随着对东方宗教拥有的“神秘力量”的模糊的恐惧。德国人对此格外在意,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对庞大的、半开化的邻国沙俄忌惮有加。德国舆论界经常抨击沙皇俄国有着“亚洲的野蛮专制主义”。

  德皇威廉二世提出构想,让画家赫曼克纳克福斯(Hermann Knackfu)画了一幅名为“黄祸论”的版画。版画里描绘了欧洲各国被人格化成英勇但脆弱的女性形象:大天使米迦勒忧心忡忡地凝视着远方,东方一片硝烟弥漫,佛陀端坐在火焰之中,神情出奇地平静。

  1895年4月给沙皇的一封信中,威廉二世旁敲侧击地写道:“这显然是俄罗斯未来的伟大任务,耕耘亚洲大陆并保卫欧洲免遭黄种人的侵略。”

  与德国互为镜像的是,俄国知识界出现了“泛蒙古主义”的风潮。虽然沙皇俄国以血腥手段征服了亚洲,黄种人在国内备受歧视,地位低下。但是卡尔梅克蒙古人、布里亚特蒙古人等民族地位的边缘化,正好是“距离产生美”,成就了俄国知识分子对它的“叶公好龙”——它代表了某种英雄主义和狂野、浪漫的向往。

  蒙古人、鞑靼人和斯基泰人被捆绑在一起,形成了一个愿景,代表着桀骜不驯和野蛮的自然生命。

  这一切,在沙皇俄国的军官冯恩琴身上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。他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,处于俄德两国的夹缝之中,身份尴尬。在俄语中学和圣彼得堡的军校就读期间,他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,阅读了大量的俄语、德语相关书籍,把蒙古当成了一个幻想乡。当命运把冯恩琴推向蒙古时,他产生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——逆练“黄祸论”,利用黄种人反攻回西方,扑灭布尔什维克革命。

  苏俄也在积极准备对付冯恩琴。早在1919年11月,莫斯科就命令苏军第5军第104旅在边境准备好,以便最终“越过边境”,在蒙古“粉碎和摧毁”白军残余力量。

  但是,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战乱频发,粮食短缺,使得苏军无法立即发动进攻。在第二年,随着冯恩琴出乎意料地占领外蒙首府,蒙古人民党的首领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向苏俄求援,苏俄对这个威胁越来越重视。

 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,冯恩琴要实现逆练“黄祸论”的计划,首先要对行动基地——蒙古进行掠夺。

  由于外蒙从中国分裂出来,中国内地的商人被掠夺、 屠杀和驱逐,企业损失惨重,外蒙与内地的贸易物资急剧减少,库伦的物价暴涨,蒙古人的工资却降低,许多人失业,民不聊生。冯恩琴自己的小金库——在哈尔滨和海拉尔购置的资产,也被没收。

  到了4月,冯恩琴的资金已经变得紧张了。对他而言,最容易的办法是大规模搜刮民用资产,用来维持他的新军队。冯恩琴的财政主管维特男爵(Baron Witte)奉命搜刮价值300万美元的白银,以支持他的军事计划。

  中国人的钱庄、票号以及所有可以被剥夺的生意都被席卷一空。白人的企业也没有被他们放过。在此期间,有许多人被逮捕、拷打和处决,甚至全家被谋杀。

  1921年5月,冯恩琴的压力开始显现,地位岌岌可危。蒙古人民党从苏联那里得到了金钱和武器,然后夺取了恰克图。冯恩琴在外蒙的威信被严重削弱,他的部下与蒙古官员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

  。蒙古官员开始公开抱怨,问他们何时才能离开。冯恩琴则痛斥他们目光短浅,腐败无能。随着他下令没收当地蒙古人的牲畜和货物,矛盾愈演愈烈。

  根据一项详细的统计,冯恩琴手下的白军夺走了 4635 头骆驼、40174 匹马、牛26407头,绵羊和山羊100729只。这些所谓的“征用”是一笔不小的财富,对许多牧民来说,这是他们的全部家当。

  冯恩琴虽然异想天开,但是也知道他的补给不足以维持长期战争。至少一开始,他并没有计划去尝试征服整个俄罗斯。

  他计划的是一次突袭,如果成功地对苏俄和亲苏的蒙古人民党进行打击,他的声誉将会大幅度的提升,然后他就可以返回库伦,建设自己设想的伟大的亚洲游牧帝国,或者,如果一切顺利的话,他可以攻下西伯利亚的外贝加尔地区,并改造它成为一个新的抵抗中心,来自苏俄东部省份的白军会源源不断地来投靠他。又或者,如果他能引诱苏俄军队深入蒙古,然后包围并消灭他们,那就更好了

  冯恩琴虽然以“蒙古通”自居,骨子里还是一个典型的大俄罗斯主义者。他是君主制的忠实信徒,认为忠君爱国是天经地义之事,如果他对苏俄的进攻成功,如愿重现成吉思汗西征的奇迹,也还是为了征服俄国,复辟罗曼诺夫王朝。

  他与白军里其他几个著名的首领有一个吊诡的共同点——统统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外族雇佣兵。白军最大的首领是海军上将高尔察克,此人的祖先是被沙俄军队俘虏的土耳其军官。

  高尔察克的祖先信仰教,他们这些后代却为博取沙皇欢心而改信东正教;哥萨克首领邓尼金的母亲是波兰人,从小在沙俄统治下的波兰长大;另一个哥萨克首领科尔尼诺夫,1917年在“九月事变”中试图布尔什维克起义,此人出生在西伯利亚,母亲是卡尔梅克人;割据外贝加尔地区的谢苗诺夫有布里亚特蒙古人血统,而冯恩琴出生在爱沙尼亚,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,早年甚至不会说俄语。

  也许沙俄的顶级贵族们心知肚明,军队已经腐朽到了极点,自己打仗无能,只能启用这些“外人”来做打手。

  随手给一些随手封赏的头衔,一些虚无缥缈的承诺,就可以让这些平日里被压抑的人误以为有了出头之日。他们启用这些能征善战的“雇佣兵”来打仗,自己却带着金银财宝逃到西方,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。

  后来,末代沙皇的堂弟西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(Кирилл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)大公甚至成了希特勒的金主,伊拉里昂瓦西里奇科夫(Илларион Васильчиков)大公夫妇和他们的儿女则勾结纳粹德国反攻苏联。

  他们连纳粹都敢利用,何况是利用波罗的海德意志人?冯恩琴并不是唯一一个深陷骗局的人。骗局总有拆穿之日,冯恩琴的意义更显得荒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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